那年，我还在读小学。奶奶对我说 ：“楝树开花，穷人说大话。”

奶奶的话，让我一头雾水。后来，我看到田野上，成片的麦子被割倒，挑运。生产队的晒场上，严三赶着耕牛，拉着碌碡，转着圈子，开始“做场”，我才知道，奶奶的话是指楝树绽放紫红色小花时，新麦登场，穷人可以说一声“饿不死了” 。

“饿不死了”，竟然是“大话”，由此可见，种地的穷苦人，过日子是多么艰难，多么不容易。当然啰，奶奶年纪大了，她说的应该是旧社会。不过，她说这话的时候，乡亲们仍然把新麦登场看作一件很大的喜事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收麦之前，缺粮的人家已把自留地里未黄的麦穗摘下，制成食物“冷蒸”填肚子，以熬过这青黄不接的岁月。眼巴巴地，大家都盼着新麦登场呢，吃冷蒸，毕竟是糟蹋麦子。新麦磨粉吃，比吃冷蒸划算多了。现在，新麦登场了，人人都可以吃饱肚子了。

要想早点儿吃新麦，得抓紧脱粒，把麦子晒干。白天农活太多，脱粒一般靠“开夜工”。脱粒机一发动，就像张着大嘴的巨兽，等待喂食。生产队的男女劳动力分两组，一组上半夜，一组下半夜，人歇机不歇，直到脱粒结束。这时，个个都是全身灰土，只有眼珠、牙齿还是脱粒前的样子。

麦子脱粒后，晒干扬净，得先交公粮。那时候，粮食紧张，我们生产队有几个小伙子总是抢着要去送公粮。几年后，有人走漏了消息：送公粮的，半路上用麦子换米，煮了一锅饭吃了！原来，有人要求送公粮，并不是觉悟高——我算是真正懂得了什么叫“民以食为天”。

麦子入库，通常先把第一个竹箩装满，称一下重量，一箩80斤，接着就由男劳力扛着装满麦粒的竹箩，一箩一箩倒进仓库的粮囤子 。会计在一旁数入库的竹箩数量，最后就能估算出这一季的收成。

生产队的粮囤是用长辫子一样的踅子（海安人叫折子）圈成的。圈粮食的通常是有经验的老人，一圈一圈把粮食圈在里面，一个粮仓通常有一个成人高。收获的新粮，全都盛在粮囤里。这些粮食，除了作种粮，储备粮（报上宣传要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”，因此也叫战备粮）。在挣工分的岁月里，还有按工分分配的劳动粮、按人头分配的口粮，按养猪的头数分配的“猪粮”。

最让人兴奋的是分粮。当生产队会计带着鼻音，响亮地喊出一声“分粮啰”，人人神采飞扬，喜形于色，就像拾到了什么宝贝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小的、找口袋、寻绳索、拿扁担、抬箩筐，能用来运粮食的工具纷纷出现在通往生产队仓库的路上。粮囤里，有人赤了脚在扒粮。那时，粮食太金贵了，扒粮的人出粮囤时，衣服口袋里的粮食要倒尽。不穿鞋，也免得落下鞋里有粮的嫌疑。

分到新麦后，我至今难忘是：母亲觉得父亲的计划粮不够吃，带晚炒熟了半口袋新麦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生产队是没有休息日的，她让我扛着这半口袋新麦去大队加工厂。炒熟的麦粒进了面粉机，立刻散发出香味。加工面粉的师傅（我叫他“机鬼子”），见到麦粒是熟的，伸手就抓，抓了就往嘴里捂，一口又一口，我心疼得攥紧的拳头都在发抖，但还是忍住了——我打得过人家吗？

许多年过去了，老家的田野上，收割机隆隆响，正在收麦。我想起了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，那些逝去的场景。哦，上一代付出辛劳，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啊。今天，好日子来了，我怎能不感恩惜福呢？